《民主新论》作者萨托利逝世，三版译序展示民主进程

乔万尼·萨托利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乔万尼· 萨托利因喉癌于2017年4月4日在佛罗伦萨逝世，享年92岁。萨托利于1924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生前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与纽约大学教授，著有《政党与政党体制》，《民主新论》，《比较宪法工程》（尚未引进）等。

其中尤以《民主新论》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最为热烈。凤凰文化摘选了译者冯克利为先后三版所作的译者说明，除了总结民主学说的阶段特征，也与本国的民主状况互相映照，如今萨托利逝世，民主在西方和中国都面临着新的困境，是时候重新讨论萨托利式的“主流民主”与“保守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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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新论》

译者说明

西方社会在战后曾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的时期。但196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渐露破绽，学生运动相继兴起，在知识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则有在价值信仰上对后工业社会文化采取“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普遍心态。这使整个西方社会再度陷入经济滞胀、权威丧失和“道德破产”的境地，政治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健全有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1970年代以来，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继大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一部分有影响的学者又拾起了主要是源自17、18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重建正当性。在政治学领域，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弗里德曼（M. Friedman）和布坎南（J. M. Buchanan）操刀入室，力求超越过度技术化的经济学，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眼光论证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价值。沿着这一路线，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经验理论的长足进展为满足，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统治（自由取向）而不是由谁统治（民主取向）这类价值规范的问题上。这同早期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边沁、康德、洛克以及美国联邦党人倾向于开明专制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达尔的多头统治、亨廷顿（S. P. Huntington）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中，皆可找到这一思潮的烙印。不过一般而言，由于几十年对可操作性的强调所形成的压倒优势，西方政治学领域对价值问题的认可仍只是处于复兴初期而已。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G. Sartori）于1987年出版了他的两卷本《民主新论》。他自称花费十年心血撰成此书，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他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该书一问世，立即得到了西方广泛的赞誉。达尔认为，“它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另一位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人物利日法特（A. Lijphart）则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

萨托利，1924 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56—1976 年任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系主任，后转至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政治学教授，1979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史维茨讲座教授。萨托利一方面深受欧洲政治学着重于历史解释这一传统的熏染，另一方面又长于英美的概念分析技巧。其主要著作有：《民主论》（1962）、《政党与政党制度》（1976）、《社会科学概念的系统分析》（1984）、《政治学要义》（1987）等。其中《政党与政党制度》一书被认为是政党研究的经典之作。

就其政治倾向来说，萨托利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坚持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看待民主。他认为，西方民主在当代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最重要者莫过于理论上的严重混乱。因此他把本书称作一次“清理房间的工作”，其重点则放在对“民主理想的管理”问题上。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分析古代民主和近代民主的区别，二是分析自由主义民主和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区别。为此他不惜笔墨，对民主、自由、平等、独裁、权威、权威主义、极权主义等等术语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概念分析和历史分析。他的结论是，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是人对人的统治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和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统治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能否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因此，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并非程度较低的民主，那根本就不是民主。

对武器的批判要以对武器的了解为前提。本书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广征博引了大量有关民主问题的文献，因此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西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且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一般状况。但是应当指出，作者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却把西方的价值标准视为超文化的标准，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对政体取得正当性方式有着十分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民主就像作者对多元社会的赞颂一样，从来就不是什么整齐划一的东西，它在现实世界中也呈现为丰富的多样性。作者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整齐划一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民主整齐划一为真正的民主，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对此，相信读者能够加以批判分析。我们译出此书，仅供国内学者研究参考。

本书作者为确切表述一些概念的词源学意义，在行文中使用了较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盖因其含义在英语中无法表达，自然汉语就更难给出完全对应的译名了。我们在翻译时力求使其接近原义，个别情况则根据上下文语境稍作变通，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翻译由冯克利执笔序言至第8章及第15、16章，阎克文执笔第9—14章。由于水平所限，加之许多现代西方政治学术语尚无较为一致或尽如人意的译法，译文难免有谫陋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厘正。

1992年3 月4 日

中译本第二版译者说明

萨托利的这本《民主新论》，最早读到它是在1988 年岁末。当时正值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谈论“新权威主义”之际，在知识同权力之间，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开启了一个理性的对话而非对抗的过程，而若从“公车上书”算起，这两者的断裂已持续了百年之久。失去理性和价值支持的权力给我们带来的不幸，我想是无须多说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读到萨托利极力张扬的“纵向民主”和“精英主义”，与之颇多若合符节者，自然也就生出很多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现实感”；它迫使你在肯定民主价值理念的同时，又要时刻盯住我们的现实，从批评与建设并重的角度去思考宪政制度本土化的可能，对我们的政治传统、既有结构的张力和“可操作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然而，知识和权力的初步和解再次表明是短命的。及至转过年后不久，突然风云变幻，理论思维旋即为街头政治所取代。事件过后，我自然更深切地意识到，这本书在酣畅淋漓的论辩魅力之外，对于变动社会中的我们，还有着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萨托利站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坚信民主价值的同时，也像哈耶克一样，深知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某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区域所处的劣势。尤其是在既乏民主作业的传统，又无契约化市场制度（我们若遵循苏格兰政治哲学的传统，把法律也理解成契约之一种，则市场制度的政治含义便显而易见）的政治社会里，具有持续可行性而非单靠热情激发的民主理念，实在是十分不易得到落实。因此对我们而言，细致的理论建设，以及悉心培养实践的智慧与耐心，就显得尤其重要。当我将翻译该书的愿望向东方出版社的陆世澄先生提出后，很快便得到通知，他们打算接受这部译稿。于是约请好友阎克文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将其译出，在责任编辑王德树先生的支持下，使其终于得在1993年6月面世。

这个中译本的第二版，补上了原来刪去的第15章，借此机会，我也对第一版中的个别译名以及一些疏漏和错误作了订正。第一版为节省篇幅，将原著中的大部分注释略去未译，尤其遗憾的是割舍了不少解释性注解（共有七八万字），照现在大力提倡建立“学术规范”的风气，也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此次再版，将这些注解也一并译出（其中第9—14章仍约请阎克文先生译出，我作了校订），并按原书体例移至各章之后，原书征引的文献，除译出了作者和题目（其中标有“*”的是就我所知已有汉译本者，可供读者参考）外，原文及版本事项一仍其旧。学术文献之上品，除了其阐明的观点立场外，通过它的注释，不仅可了解作者学有所本的严肃态度，对于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发挥重要的“目录学功效”，其价值自不待言。此外我将原书的主题索引也作了翻译，按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以方便读者检索。

冯克利谨识

1998年除夕

中译本第三版译者说明

“代沟”问题，其实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初看到萨托利这本《民主新论》，是21 年前的1988年；动了与友人阎克文先生一起把它译介给中文读者的心思，则是在1990年代初，距今差不多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如果今天再问自己是否仍有这份热情，还真的很难说。令人困惑、伤感和沉重的话题，可促后生奋进，令晚辈成熟，却不太适合于霜染鬓须的人了。

个人的变化本不足道。另一种较喜人的变化是，18年前，“民主”仍为一个可怕的忌语；而今天，大家已经在谈论“民主是个好东西”了。至于它好在哪儿，见仁见智，七嘴八舌。既如此，便需要一些谈资，以给民主讨论助兴论，萨托利的这本书，大概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跟萨托利颇有距离的民主理论大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出版此书时曾评论说，它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今日世界变化之快，超乎世人想象，能用“几十年不过时”这样的文字来形容一部著作，自是极大的褒奖。《民主新论》英文本问世，距今已有21年，中译本第一版也是15年前的事了，今仍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这么好的出版机构愿意将它再次付梓，足见达尔的眼力是很不错的。

语言一经转换，便会弊病丛生，此乃翻译这一行里的常识。当然这不是替自己的疏忽大意开脱的理由，而只能视为译事宜慎之又慎的告诫。借此次再版之机，我又对全书作了一次校订，发现问题依旧不少，并一一作了订正，欲尽数涤除，实万难矣，只能算是略有改进而已，错讹仍在所不免。如能借各路方家慧眼，来日继续有所纠正，无论于读者于译者，都是求之不得的事。

冯克利

2008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