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文学浪漫主义的眼光，共同构成了辛格建构阿伦岛形象时最为倚重的两维。在对阿伦岛素材进行选择、剪裁乃至变形的过程中，这两种“期待视野”有时“意见”不一（比如在宗教问题上），由此构成了辛格民族立场特有的复杂性；但更多的时候二者却能达成一致，进而通过“自我（爱尔兰）/他者（英国）”之间的二元对立，成功地建构了“爱尔兰性”。当然，这一二元对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他者（英国）的眼光之上，从而导致辛格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自我殖民化”的尴尬。
作者简介
何恬，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助理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中西戏剧关系、英美戏剧研究。
约翰·米林顿·辛格像
引言
对于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的干将约翰·密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来说，阿伦岛（Aran Islands）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瓦尔登湖之于梭罗、湖区之于华兹华斯。从1898年到1901年，辛格听从叶芝的建议，曾先后四次到阿伦岛采风[1]。他的代表剧作有的直接以阿伦岛为背景（如《骑马下海人》），有的则是由从该岛听来的传说改编而成（如《谷阴》、《圣泉》、《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辛格还曾就阿伦岛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撰写过一部长篇纪行散文《阿伦岛》，其篇幅之巨，几乎占去了《辛格全集》的三分之一。不仅作家本人将其视作自己“第一部严肃作品”[2]，评论者们更将其看成“报告文学与精神自传的独特结合”[3]，纷纷从中探寻“［辛格］迅速成长为一位重要文学家的过程”[4]。在笔者看来，除了作为辛格戏剧作品的注脚，这部纪行散文本身即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本，特别是其中对阿伦岛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对于考察作家与爱尔兰民族文化复兴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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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岛位于爱尔兰西部边陲的戈尔韦湾（Galway Bay）中，由北部的阿伦莫岛（Aranmor）、中间的伊尼什曼岛（Inishmann）和最南端的伊尼榭尔岛(Inishere)组成。该群岛虽远离大陆且四面环海，但自石器时代开始便有爱尔兰先民居住[5] 。公元五世纪天主教传入爱尔兰后，这里因为适合清修，吸引了一些修士前来。[6] 该岛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则要晚至19世纪爱尔兰民族文化复兴的年代。其时，新教与英语的势力在爱尔兰的地位不断增强。尤其1845-1849年的“大饥荒”过后，爱尔兰本岛说盖尔语的中下层人口大量死亡，凯尔特的民俗传统也日渐稀薄，而阿伦岛却因地处偏僻反倒保留下相对较多的盖尔语传统与历史遗存，一时间引得人们纷至沓来。其中不仅有考古学家、民俗学者、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更有包括叶芝在内的爱尔兰民族复兴运动的作家们。1898年，辛格听取叶芝的建议[7]，第一次踏上阿伦岛。与那些来此搜寻传统残片、仅将阿伦岛视作一个考古地点的研究者不同，辛格所致力的是用文学将阿伦岛“从未有人描述过的生活表达出来”[8]。
阿伦岛的地理位置
初一上岛，辛格便惊呼“从没见过如此荒凉孤凄的景象！”[9]。这里几乎“看不见绿色的东西”（Complete：317），不散的浓雾、灰色的海浪、裸露的岩石、寒冷的疾风构成岛上风景的底色。上述景物在文中不断复现，“荒凉”、“粗野”（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desolate”和“wildness”）、“孤凄”、“单调”、“寂寞”和“放逐”（Complete：343）之感始终弥漫在辛格笔下的阿伦岛上。
“荒凉”、“粗野”的阿伦岛
辛格虽也偶尔描写过风和日丽天气下平静如镜的大海，但更多的时候他笔下的大海则以暴力与严酷示人：“一堆堆巨大的浪花从悬崖峭壁的底部飞卷上来，时时又借风力，在离岸很远的地方落下去。如果碰巧有个巨浪从身上落下去，人就必须蹲伏下去，浪花白色的泡沫没头没脑地覆盖过来，人连眼睛都睁不开。”（Complete：384）与此严酷环境相连的，是阿伦岛人在此（尤其是大海上）谋生的不易与艰险以及由此导致的笼罩在阿伦岛上空的浓重的死亡阴影。无论在《阿伦岛》中，还是在以阿伦岛为故事背景的剧作《骑马下海人》中，都充斥着让人印象深刻的死亡事件和葬礼场面。
《骑马下海人》插图
当然，除了震惊与恐惧，辛格眼中的阿伦岛亦不乏特殊的美感。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他不厌其烦描绘的岛民的生活工具和家居陈设。无论是被“泥炭烟”熏成“淡淡棕色”的墙壁，还是墙上“各种各样的渔具、渔网”，抑或是“小圆舟（Curach）、手纺车、用来替代陶器的小木桶、当地制造的摇篮、奶桶和篮子”等，在辛格笔下，“都充满个性，给它们不知艺术为何物的淳朴生活带来了中世纪风格的艺术美感”（Complete：324）。
《骑马下海人》插图
对于阿伦岛上生活的岛民，辛格特别强调了他们的纯真善良以及特有的灵性，“这里的人们无法在自然与超自然之间做出区分”（Complete：406）。他在书中记述了不少阿伦岛人撞见精灵的故事，更赞美过阿伦岛女性具有“西部女性脸上特有的充满灵性的表情”（Complete：319）。辛格还突出描绘了阿伦岛人身上戏剧性的英雄气概。由于长期与严酷自然（尤其是大海）进行惨烈搏斗，阿伦岛的男人具有超凡的机敏和勇气：“只有人出奇的灵敏才能逃过岛上不断涌现的危险。正是这些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的性格。巨浪使得那些手脚笨拙、有勇无谋或是胆怯的家伙无法在这个岛上生存下去。”（Complete：369）
阿伦岛上正在劳作的男子（辛格摄于1898-1902年间）
而这里的女性也一样吃苦耐劳，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背负着纺纱、背海草、养牲畜、养育后代等等的生活重任，然而“雨水和寒冷”却“似乎无损她们的活力与元气”（Complete：314）。在辛格看来，阿伦岛人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完全遵循大自然，极少受到人为影响”（Complete：325）。不仅他们用牛皮与渔线做成的被叫做“pampooties”的鞋子能够走出比欧洲人更为灵敏的、“如野生动物”般的步伐（Complete：324-325），而且妇女们“鲜红的衣服”更“闪耀出一种浓艳的东方色彩”（Complete：324）。同时，阿伦岛人普遍使用的盖尔语，“音调中有种让人几乎落泪的精致的纯正”（Complete：320），“柔和而富有异国情调，充满魅力”（Complete：318）。辛格还提到阿伦岛人对现代司法和警察制度的蔑视和反感，强调他们倾向于通过中间人来调解矛盾，厌恶刑罚且习惯于宽恕有罪的人。[10]
阿伦岛上的妇女（辛格摄于1899年）
尤值一提的是，辛格笔下的阿伦岛人在面对死亡时，还表现出了一种“异教徒”般的绝望与镇定。例如在辛格代表剧作《骑马下海人》中，主人公莫里亚的公公、丈夫以及四个儿子全都无一例外地葬身海底，她在最后一个儿子也葬身大海后发表了一段著名的台词：“蒙全能上帝之恩惠，米歇尔在极北被干净地下葬了。巴特利会有一副白板做的好棺材，要埋得深些……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想头呢？……谁也不可能永远活着，我们得知足了。”（Complete：97）莫里亚虽在字面上感谢了上帝的恩惠，但辛格更突出肯定的，无疑是她不同于一般基督徒的直面死亡时不再求助于任何神力的生命态度。而这种生命态度与辛格常常提到的阿伦岛上无处不在的“精灵”们一起，使得他笔下阿伦岛人的宗教观带上了某种泛神论的异教色彩。
《骑马下海人》剧照
正是通过上述辛格在《阿伦岛》和《骑马下海人》中的描绘，阿伦岛的形象第一次被如此集中、具体且生动地勾勒出来，并开始被外部世界所广泛知晓。此后，随着一批受辛格影响的、有关阿伦岛的文本问世[11]，该岛才逐渐成为了最能“体现爱尔兰性精髓”[12]的象征性景观之一，而阿伦岛人的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演绎成了爱尔兰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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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考虑历史语境与创作动机，单就文本本身来看，辛格对阿伦岛及阿伦岛人的描绘似乎是“由几百年来［爱尔兰的］乡间或渔场生活所塑型”[13]。然而，对照阿伦岛其时的历史地理状况，疑问便随之显露。辛格对阿伦岛的描绘其实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是将自己在岛上的生活、每天的所见所闻径直记录下来，对根本的东西不做任何修改”（Complete：311），相反倒是有选择、有加工和有变形的。如果阅读得足够仔细，甚至就在《阿伦岛》的前言中，便可找到这种选择性的依据：“基尔罗南（Kilronan）是阿伦莫岛上最主要的村庄，人口稠密地区事务局推动的渔业企业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使它看起来与爱尔兰西海岸的其他渔村没有什么差别了。另外两个岛则显得更原始一些，当然这些岛也正在发生变化，但这些都不值得用文字记述下来。”（Complete：311）
因此登上阿伦莫岛刚一两天，辛格很快就决定搬到“更广泛使用盖尔语，且生活方式也许是全欧洲最原始的”（Complete：319）伊尼什曼岛上去了。在他看来，那些现代文明的痕迹根本不值一提。除了对地点的选择，辛格对阿伦岛气候和地理状况的描述也是有选择性的。和辛格笔下以荒凉贫瘠、气候恶劣为主要特征的阿伦岛相比，地理学家凯文·卡恩斯（Kevin C.Kearns）的叙述则显得更为客观：
乍看上去，这三个岛因为灰色岩石而显得荒凉贫瘠，但若仔细观察，这种不毛之地的表面感觉却是具有欺骗性的。在这座石墙迷宫的背后，土地通常是肥沃的，点缀着一丛丛花草。尽管有的地方较缺乏土壤，但总的来说，因为包含石灰石的成分，岛上的土壤还比较肥沃，并且这种土中长出来的牧草对于牛羊来说也很有营养。这里的气候十分温和。该岛处于欧洲的迎风边缘，暴露在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下。很少出现极端的气温，仅仅在风大的日子里，这里的环境才可称得上严酷。[14]
《阿伦岛一景》（苏格兰画家William Dyce，1859）
由此看来，辛格有选择地对阿伦岛气候地理中并非常态的严酷一面给予了重点描绘。描述与现实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有选择性上，还表现在辛格对阿伦岛风土人情的加工与变形上。其中最为夸张的是辛格对阿伦岛人高死亡率的渲染。辛格虽赞扬过阿伦岛人的“活力与元气”，亦曾明确提及阿伦岛人在恶劣天气中出海“也很少出意外”（Complete：415），但死亡事件却在文中频频出现。死人中有不少溺亡的，也有谣传被精灵迷惑丧命的。尤其是他描述的几次葬礼场面，更让读者觉得，死亡即是岛上生活的主要命题之一。然而，根据人类学家约翰·梅森杰1959-1963年在阿伦岛上的采访记录显示，“在过去一百年里，伊尼榭尔岛只发生了六起海难，仅11位岛民葬身于大海”[15]，而且就笔者目之所及，似乎也并没有记载表明，该岛居民的死亡率比其他地方明显要高。
另一变形是对于岛民的宗教观。尽管天主教并非爱尔兰的原生宗教，但自五世纪初，天主教士就开始在此传教。到了辛格所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爱尔兰的国教，它不但充当了爱尔兰底层人民面对悲伤与死亡时的安慰剂，更在很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变成了对抗英国传入之新教的“爱尔兰性”的一部分。而阿伦岛之所以受到关注，原因之一也恰是因岛上留有天主教的古老遗存而“被爱尔兰的天主教会视作是伟大的精神宝库”[16]。然而，在辛格那里，他虽也不时提到阿伦岛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信仰，甚至还曾专门描写过“圣日”里村民做弥散的场景（Complete：353），但他却更倾向将之处理为一种表面的假象和一种对天主教的“讽刺”（Complete：353）。尤其是在处理人生最关键的生死问题时，辛格更是以一种泛神论色彩的异教传统来塑型阿伦岛人。由此，早在1903年《骑马下海人》上演时，《自由人杂志》（Freeman’s Journal）就曾指责莫里亚在剧终不再为儿子们祈祷的结尾，认为其“忽视了爱尔兰人真正的宗教信仰——当最后一个儿子死去，她应该开始而不是结束不断的祈祷”[17]。而最早对《阿伦岛》这一文本进行细致剖析的丹尼尔·科克里也曾指出，辛格总是只关注与讨论岛民身上奇特的异教特征，而有意忽视了正统天主教在这里的主导地位。[18] 此外，十九世纪末阿伦岛人所操语言中的盖尔语成分，似乎也并不像辛格描述的那般普遍和纯粹。根据约翰·梅森杰对伊尼什曼岛和伊尼榭尔岛居民所做的谱系调查，十六世纪的领土战争和17世纪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远征使得这两个岛的人口迅速减少；如今岛上的居民大多是17世纪下半叶才移民上岛的，“他们和英国而非爱尔兰本岛更具血缘关系”。岛民们从小就既学盖尔语又学英文，后者的流利程度甚至还超过前者。[19] 而尼古拉斯·格雷尼通过仔细甄别辛格的笔记和早期草稿，也指出辛格曾对阿伦岛居民的语言进行过一定的修改，以使其更加符合爱尔兰语的语言习惯。[20]
《骑马下海人》剧照
面对上述文学文本对历史现实的选择、裁剪与变形，也许有人会说，辛格不是科学家，文学本就不是对生活的径直记录；作家对描写对象的变形不仅理所应当，而且更是必须的。但上述解释显然还很不够，因为它没有回答：辛格对阿伦岛的变形，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而不是其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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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风起云涌的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或可提供一些解释。十九世纪中叶，“大饥荒”促使爱尔兰的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青年爱尔兰”发动了1848年的武装起义；1858年，旨在推翻英国统治的“爱尔兰兄弟会”创建；1868年，爱尔兰裔美国退伍军人凯利（T.J.Kelly）指挥发动了芬尼亚暴动。[21] 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政治与经济斗争，文化领域内的民族复兴运动也随之展开。人们有的致力于将零碎的史料勾连编纂成一个前后相继的“爱尔兰史”，有的试图将濒临消亡的盖尔语融进英语以创造一种新的共同语言，有的强调天主教会在爱尔兰的正宗地位，还有的积极搜集整理散落各处的爱尔兰民间传说等等。[22] 套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这些民族文化运动参与者的目标在于：从爱尔兰原本混乱、复杂、散漫的文化传统中，挖掘、萃取、整理、发明出一个足以标识本民族同时又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爱尔兰性”，为将爱尔兰建构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提供必要的理论与文化支持。[23]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难题就是爱尔兰文化传统的多元混杂性。翻开这一地区的历史，几乎就是一批批的外来族群接踵入侵的历史，爱尔兰文化实则是各种文化不断叠加的结果。其中对今日爱尔兰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下三支：公元前100年左右进入的、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为这个岛屿打上最明显和最持久的‘爱尔兰’印记”[24]的凯尔特文化，相传公元432年由圣帕特里克率先带进爱尔兰的天主教文化，以及1170年开始入侵爱尔兰、其后与爱尔兰纠缠最深的英国文化。
在上述文化因素中，对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来说最难取舍的，无疑是英国文化。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连以及长期的统治关系，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最为复杂和微妙。一方面，英国势力进入爱尔兰地区已达七百多年之久，英国文化也已然成为爱尔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并且颇为吊诡的是，若没有英国文化的参与，若没有那些作为英国移民后代、受英国文化影响甚深的、新教家庭出生的政治与文化领袖的出现[25]，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也许就不会以现在的面貌呈现。
但另一方面，想要建立民族国家，爱尔兰要推翻的又正是英国的统治。换言之，民族主义者们非得将英、爱两相分开不可。由此，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便是“去英国化”，即将“英国/爱尔兰”视作“自我/他者”的对立。著名的“芬尼亚运动”的奋斗目标则是“立誓废止对英国女王的效忠，……将爱尔兰建成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26]。这种政治斗争的策略延伸到文化领域，盖尔联盟（the Gaelic League）的创立者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1892年发表的标志性讲演的题目即是《关于爱尔兰去盎格鲁化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for De-anglicising Ireland）。与那些相对极端的盖尔天主教徒（Gaelic Catholics）相比，辛格作为英裔爱尔兰人，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虽然相对复杂且温和[27]，但一旦要致力于民族性的建构，就不可能完全不受这种两分思路的影响。
芬尼亚社社员袭击一辆英国警车并释放囚犯
由此，在辛格对阿伦岛形象的描绘中，虽然文中并未明确说明，却时时能从文字里看出隐藏在背后的参照系——英国，看到作者试图将爱尔兰从英国的阴影中分离出来的努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到了1840年前后，大机器生产已经取代了手工业，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由此，现代化、工业化及其带来的都市化成了“英国性”的代表特征。而辛格对阿伦岛形象的塑造，则时时处处与之相对。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无论是特别专注于阿伦岛原始蛮荒的一面而有意忽略了岛上业已存在并越来越多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痕迹，还是特别留意于作为鲜活的听说艺术的盖尔语而对英语话语权力在爱尔兰的上升一笔带过，或是特别突出阿伦岛残留的前基督教的异教色彩而有意削弱了基督教在此的权威性，抑或是将阿伦岛人的性格特征定位为忍辱负重和吃苦耐劳而不同于传统英国文本中常见的粗俗、落后、狡猾、残忍的负面的爱尔兰人形象[28]，甚至还包括辛格之所以选择相对荒凉原始的西部乡村和农民作为描写对象而少提或不提相对发达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爱尔兰都市与中产阶级，等等，上述这些选择，恐怕都与辛格想要将爱尔兰与作为现代文明中心的英国两相分开的想法息息相关。
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解答了辛格裁剪与变形的部分原因，但仅从该角度出发，至少还无法解释：如果仅仅是为了区别于英国，为什么辛格没有像绝大多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那样选择天主教来定义“爱尔兰性”？其实辛格之所以做出如此的变形，还另有一层重要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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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作为英裔爱尔兰人的身份是个关键。正如乔治·博伊斯在《爱尔兰民族主义》一书中所说，英裔爱尔兰人的身份颇为复杂和矛盾，因为“他们对凯尔特爱尔兰文化来说，既是破坏者又是保存者”[29]。一方面，长期的居处经历使他们处处受到爱尔兰文化的吸引与同化[30]，另一方面，他们毕竟在血缘和文化上又与其母国英国存在着不可切断的联系。就辛格来说，虽然他曾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盖尔语并大量阅读过凯尔特的民间传说，虽然他没有像叶芝等其他英裔爱尔兰作家那样去英国接受教育，但他的母语仍是英语，并且熟知英国文化，尤其喜爱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31]。除了英国文化，他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亦涉猎颇深。1892年大学毕业后，辛格并未立即投身到其时正如火如荼的爱尔兰民族文化运动中去，而是选择了出国游学，先是德国，后又客居法国。在巴黎的几年里，他醉心于法国文化与文学，甚至还一度希望自己能成为英语世界中法国思想与文学的解说者，直到碰见叶芝劝他去阿伦岛。
由此可见，陪伴辛格走进阿伦岛的，除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还有更宽广的欧洲文化眼光。而在他多元的欧洲文化知识背景中，有一脉传统尤其与《阿伦岛》文本的形成紧密相关。细读辛格在《阿伦岛》中反复描写的某些意象，不难让人产生如下联想：阿伦岛上住着老巫婆的“石堡”，似乎颇似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赞叹的神秘古堡；辛格笔下“掀起壮观的白色泡沫”（Complete：385）的怒吼大海，则堪比拜伦《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结尾时咏唱的“令人敬畏、深不可测，而且孤独”[32]的狂暴大海；而“具备着最古老诗歌、传奇中所记载的美德”（Complete：393）的阿伦岛人，又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新爱洛伊丝》中所推崇的“自然人”同气相求，等等，这些意象之外，前文概述过的阿伦岛上荒凉原始的环境、质朴粗糙的陈设和工具、带有东方色彩的服饰以及富含异国情调的口音等等，无不表明辛格与浪漫主义这一“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之间的文化关联。而这种源于卢梭的文学思潮的基本出发点恰在于，出于对启蒙以降被无限夸大的科学与理性的反感，试图用“自然”来反叛文明，以主体情感来挑战技术理性，拿浑身野性的“自然人”来替换被繁文缛节束缚的文明人。这显然也构成了辛格塑造阿伦岛形象时所持有的“期待视野”之一。
在浪漫派作家中，华兹华斯对辛格的影响尤为重要。尤金·本森曾这样论述二者的影响关系：
《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1800）的再版序言中，华兹华斯说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新原则——在简陋的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强烈情感将与自然美丽且永恒的形式合二为一”。作为华兹华斯的崇拜者，辛格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书中。在《阿伦岛》的序言中，辛格明确说这不是一本导游书。他几乎没有介绍这个岛的历史古迹或教堂；他只是一个日记作者，一个有选择性的日记作者，他主要致力于展现阿伦岛塑型作家艺术感受力的方式，其次才是展现阿伦岛人民的生活与习俗。[33]
威廉·华兹华斯像
由此可见，辛格在描写阿伦岛时所倚重的“艺术感受力”和“强烈情感”正直接继承于华兹华斯。如前所述，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开始得比其他国家都早，工业革命的后果也最早显现于英国。到了十九世纪，社会上物欲横流、道德缺失、贫富差距加大，而法国品味又支撑着当时道德腐化、一味贪图奢华的伦敦文雅社会的文化，于是，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试图通过诗歌建立起一种反法国现代都市、反现代工业的不列颠文化。他们提出要回复诺曼征服前的英国文化，重新提倡乡村美德、野性自然，将目光从大都市伦敦转向凯尔特边界山区古老的、“天然的”、“纯净的”、“田园化的”乡村风景，以此来挑战和替代现代的、“城市化”的、污染的、“工业化”的都市画面。[34] 辛格继承了华兹华斯的上述美学原则，而这又恰与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不谋而合，从而为辛格在描述阿伦岛形象时极力突出自然、原始、蛮荒一面，同时削弱并漠视工业化、现代化元素的种种裁剪与变形，补充了另一重的支持理由。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左）与阿伦岛（右，by Daniel Sherrin）
更值一提的是浪漫主义的“预期视野”还至少部分地回答了为何辛格倾向于将阿伦岛人描述成带有泛神论色彩的异教徒而非天主教徒的原因。不容否认，公元五世纪天主教传入前，与很多前基督的文化一样，统治着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化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而这种被视作异教因素的思想倾向，在如今的阿伦岛上也确有遗存。然而，辛格选择它而不是在当代更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来塑型阿伦岛人的宗教观，除了与作家自身已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关[35]，恐怕也不能排除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影响，“泛神论”倾向也正是卢梭、华兹华斯等人的重要思想标志之一。此种观点认为“上帝即寓于自然之中而与自然相同一”，将“上帝自然化了”，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神或上帝的超越的存在”[36]。并与异教观念相通。同时，浪漫主义作家们所偏爱描述的“异国情调”的“东方”，其突出特点之一，也正是浓郁的异教色彩。由此或可推测，辛格所熟稔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促成了他对阿伦岛人宗教观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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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文学浪漫主义的眼光共同构成了辛格建构阿伦岛形象时最为倚重的两维。在辛格对阿伦岛素材进行选择、裁剪乃至变形的过程中，这两种“期待视野”有时意见不一（比如在宗教问题上），由此构成了辛格民族立场特有的复杂性；但更多的时候二者却能达成一致，从而通过支持和加强“英国/爱尔兰”之间的对立，建立起了区别于英国的“爱尔兰性”。
然而，就其后效来说，一方面，阿伦岛形象的塑造帮助爱尔兰建立起了区别于宗主国英国的“爱尔兰性”，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另一方面，辛格等人用来建立自身文化主动性的参照系却仍然是对方的，正如德克兰·凯伯德在《发明爱尔兰》一书中所说：“爱尔兰的民族性通常总是被其反对的东西所定义。”[37] 又如国内学者孙柏论述的：“［爱尔兰］与英国始终是在一种‘我/他’结构之间进行互相观看与表演。因而，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纯粹、本真的‘爱尔兰’，那么将对方的二元思维逻辑内在化的、在英国他者镜像前的自我建构便在所难免。”[38] 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直接后果在于，爱尔兰文化虽然通过对立思维获得了确认，但这种确认在一定程度上又简化了爱尔兰文化的多元丰富性，并且忽视了爱尔兰在现代化进程中业已取得的成绩。这也就导致了辛格精心塑造的阿伦岛形象虽很容易被外部世界接受，却常遭自家人诟病。比如，针对辛格极力渲染的大海的残暴及由此造成的溺亡事件，阿伦岛的居民就认为“他将自己悲观主义的世界观投射到了对阿伦岛的艺术处理中”[39]，既小看了阿伦岛人对天气的预报能力，又无视1891年“人口稠密地区事务局”（the Congested Districts Board）[40]在此建立现代渔业后，当地捕鱼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进，使文学中的阿伦岛显得比现实要落后许多。再如，辛格在《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刻画爱尔兰农民时，突出了他们区别于开化地区居民的原始和暴力。尤其是主人公杀父并得到包庇的情节，虽然辛格的本意或是想褒扬“当地人原始的同情心”（Complete：370）以及阿伦岛人对与大英帝国法条联结在一起的现代司法的痛恨，但在都柏林演出时却引发了骚乱，遭到了市民阶层中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因为剧中的爱尔兰农民形象实在太容易让他们联想到英国文学中常见的爱尔兰无赖的形象了。
《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剧照
由以上例子可见，辛格在描写阿伦岛“原始”的一面时，不期然地将英国/爱尔兰在空间上的差异纳入了进化论的时间轴线。英国文化代表着现代化的高级一端，而爱尔兰则成了进化轴线上的低等一端。若用后殖民研究的视角[41]来观察，辛格实际上强化了英国文化以往对于爱尔兰“落后”、“野蛮”的文化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所谓“自我殖民化”的怪圈。也正如乔伊斯曾经批评过的，“他者/自我的二元对立游戏，只能把爱尔兰与英国更结实地紧缚在一起，对于民族身份的固置最终实现的只能是彼此目光下的表演”[42]。
当然，此种“自我东方化”的局限与尴尬绝非辛格所独有，更非爱尔兰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特性，它所反映的乃是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后起民族国家（或次生民族国家）所普遍面临的文化境遇。一方面，后起民族国家利用对手文化作为参照系建立起了民族性，但“自我/他者”二元框架却在无意间简化和削弱了自身文化的丰富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陷入了“自我殖民化”的危险；而另一方面，如若对辛格等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予以同情的理解，他们毕竟据此建立起了非如此就无法确立起的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性，事实上，也只有在此有限确认的基础上，才能催生出后来人对文化民族主义更为复杂和全面的观照。
[1]辛格四次登岛的时间分别为1898年5月10日-6月25日、1899年9月12日-10月7日、1900年9月15日-10月3日、1901年9月21日-10月19日（see P.J.Mathews，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M.Syn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xiii）。
[2]Ann Saddlemyer，ed.，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J.M.Synge，1907-1909，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103.
[3]Thomas J.Morrissey，“Prose”，in Edward A.Kopper，ed.，A J.M.Synge Literary Companion，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8，p.15.
[4]Thomas J.Morrissey，“Prose”，p.17.
[5]See Kevin C.Kearns，“The Aran Islands：An Imperiled Irish Outpost”，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120，No.6 (Dec.29，1976)，p.423.
[6]详见泰德·奥尔森《活着的殉道者：凯尔特人的世界》，朱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1-110页。
[7]1896年，正在巴黎游学的辛格与叶芝会面，这次会面改变了辛格的人生。叶芝在得知辛格曾学过盖尔语后，力劝他去阿伦岛。叶芝认为，如果坚持做一个法国文学的批评者，辛格可能永远也不会赶上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还不如回到爱尔兰，到阿伦岛去描述那里不为人知的生活（see W.B.Yeats，“My First Meeting with Synge”，in E.H.Mikhail，ed.，J.M.Syn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London： Macmillan，1977，p.5）。
[8]See W.B.Yeats，“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Well of the Saints”，in Modern Irish Drama，John P.Harrington，e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1，pp.452-454.
[9]J.M.Synge，The Aran Islands，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M.Synge，New York：Random House，1935， p.314.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0]See J.M.Synge，The Aran Islands，p.370.
[11]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人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拍摄的“纪实影片”《阿伦岛人》（Man of Aran），法国高蒙公司1934年出品。其余的基本是文学文本（see Liam O’Flaherty，The Black Soul，London：Jonathan Cape，1924；Pat Mullen，Man of Aran，London：Faber and Faber，1934；Tom O’Flaherty，Aranmen All，Dublin：Hamish Hamilton Ltd.，1934；P.A.O’Siochain，Aran：Islands of Legend，Dublin：Foilsiuchain Eireann，1962）。
[12]Aidan Arrowsmith，“Introduction”，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J.M.Synge，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td.,2008，p.XI.
[13]William Butler Yeats，“The Irish Dramatic Movement”，in Plays and Controversies，London：Macmillan，1927，p.141.
[14]Kevin C.Kearns，“The Aran Islands：An Imperiled Irish Outpost”，p.423.
[15]John Messenger，“Literary vs.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Reality in the Aran Islands of Eire”， in Ethnohistory，vol.11，No.1 (Winter，1964)，p.47.
[16]Kevin C.Kearns，“The Aran Islands：An Imperiled Irish Outpost”，p.423.
[17]Robert Hogan and James Kilroy，The Abbey Theatre：The Years of Synge，1905-1909，Dublin：Dolmen Press，1978，p.19.
[18]Daniel Corkery，Synge and Anglo-Irish Literature：A Study，Dublin：Cork University Press，1931，p.116.
[19]John Messenger，“Literary vs.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Reality in the Aran Islands of Eire”，p.48.
[20]See Nicholas Grene，Synge：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lays，New Jersey：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5，pp.24-29.
[21]详见罗伯特·基《爱尔兰史》，潘兴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六章。
[22]See Richard Fallis，The Irish Renaissance:an Introduction to Anglo-Irish Literature，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7.
[23]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4]罗伯特·基《爱尔兰史》，第13页。
[25]青年爱尔兰领袖威廉·史密斯·奥布莱恩（William Smith O’Brien）、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等都是新教的大地主，接受英式教育。本文提及的叶芝、辛格等文化领袖也都是英裔爱尔兰人（详见罗伯特·基的《爱尔兰史》）。
[26]罗伯特·基《爱尔兰史》，第118页。
[27]辛格称自己持有“温和的民族主义”态度（see J.M.Synge，Collected Works，Volume II，Prose，Robin Skelton，ed.，Washington：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82，p.13）。
[28]在英国文化中，爱尔兰人的形象往往是野蛮未开化的，要么如斯宾塞《爱尔兰之现状》中定位的野蛮而邪恶的爱尔兰人形象（参见李成坚《斯宾塞眼中的爱尔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要么如英国戏剧中常见的滑稽可笑、常干蠢事的爱尔兰人形象（参见陈恕《爱尔兰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104页）。，
[29]D.George Boyce，Nationalism in Ireland，London：Routledge，1995，p.22.
[30]尤其当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当北美英国殖民地取得民族国家独立的消息传来，当英裔爱尔兰人由于其爱尔兰口音和生活方式而受到母国人的嘲笑并备受不公正待遇之时，这些英裔爱尔兰人对爱尔兰古老的凯尔特传统、民间传说、语言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甚至最终成为了爱尔兰文化的拥护者、保护者与再发现者（see D.George Boyce，Nationalism in Ireland）。
[31] 在爱尔兰的新教家庭中，华兹华斯广受喜爱，而在众多的英国诗人中，辛格最喜欢的便是华兹华斯（see Alan Price，Synge and Anglo-Irish Drama，London：Methuen，1961，p.219）。
[32]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杨熙龄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270页。
[33]Eugene Benson，J.M.Synge，Dublin：Gill and Macmillan，1982，p.25.
[34]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35]辛格虽出生于新教家庭，但幼年频繁生病的经历所带来的孤独感，使其对基督教感到幻灭。再加上14岁时又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于是越来越倾向于不可知论，并在两年后放弃了对于基督教的信仰（see Eugene Benson，J.M.Synge，p.3）。
[36]约翰·托兰德《泛神论要义》，陈启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页。
[37]Declan Kiberd，Inventing Ireland：Th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Nation，Vintage Books，1996，p.141.
[38]孙柏《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现代戏剧和社会空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
[39]John Messenger，“Literary vs.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Reality in the Aran Islands of Eire”，p.47.
[40]1891年，“人口稠密地区事务局”由爱尔兰首相阿瑟·巴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设立，旨在促进包括阿伦岛在内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农业、林业、家畜家禽养殖业、纺织业、渔业及其他工业的发展。该会在阿伦岛的基尔罗南村建立起了现代捕鱼工业，使阿伦岛人很快改用蒸汽轮船而不再使用鱼叉和手划船进行捕鱼（see Seán M.ó Conchubhair，“the Congested Districts Board”， in The Irish Monthly，vol.69，No.820［Oct.，1941］，pp.477-488）。
[41]萨义德在《叶芝与非殖民化》一文中强调了爱尔兰殖民地与许多非欧洲地区的共同点：文化的依赖与反抗并存（详见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14页）。
[42]乔伊斯的相关论述见《暴动日》和《爱尔兰精神》两文（see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Ellsworth Mason、Richard Ellmann eds.，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9，pp.68-72，pp.102-105）。本文引用的这段概括见孙柏《去殖民化的诗学——略论叶芝的戏剧理念》（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